中国人文精神与城市雕塑

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最为可贵的是人们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充满生机的时代气象。而反映时代最为直接的是城市文化，这文化的代言常常聚焦于城市雕塑。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住建部与文化部组织了“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的评审。梳理了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进程的城市雕塑之发展，我曾以“雕塑伟大的时代”为题，阐述了雕塑与时代的关系。何以使城市雕塑成为美丽中国的文化坐标？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时代纪录？这是一道历史的命题。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城市雕塑的传统。它不像西方那样，每一个历史时期均有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纪念性、象征性雕塑。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到历史的延续、审美的嬗变。当然，中国雕塑史上也有零星的可称得上城雕的作品。如西汉时期，陕西省长安县昆明池东岸的花岗岩雕塑《牵牛像》、《织女像》就注重将人物置于特定环境中，是中国城市雕塑的萌芽。可惜在这之后断层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约于1890年左右，在汉口、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殖民主义的雕塑，那是西方艺术家所塑的“西方英雄”，强加于中国土地，系殖民主义教化所为，有辱于中华民族，如1890年的《巴夏礼铜像》等。1929年始，江小鹣作孙中山先生铜像，1934年刘开渠作《一·二八松沪抗战阵亡战士纪念碑》标志着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崛起！它的崛起，一开始就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连在一起，体现了一个觉醒的民族求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不畏强暴的独立自主精神！因此，当代城市雕塑的建设，要弘扬这种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时代的人文精神。通过文明、开放、广博、前瞻等因素使城市雕塑成为现代文明的载体与标领。

    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深处的灵魂所在，是民族性格的特征，是哲学、宗教、艺术诸因素综合的结晶。中国人文精神不仅包涵了道家思想的元素——水的特性：沛然适意、任性旷达；禅家灵性的元素象征——风的特性：自由卷舒、不羁于时空；儒家中和、阳刚、狂狷之气，更包涵了中国人的精神，著名学者辜鸿铭将这种精神归纳概括为温良、灵敏与坚毅，因此，中国人文精神的主体是历史大潮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他们是时代的标领，是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人物是人民的杰出代表，每个人物都不同程度地象征一段历史。人物精神的修炼所引起生态结构的造型特征构成了人物完善的形象，其本身便是形神相济的精神塑像。在社会转型、价值取向多元的时期，雕塑的核心当是歌颂、弘扬崇高向上的民族精神。因此杰出人物的雕塑便成了城市文化的主导。中国“塑人”的历史并不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感叹：“塑菩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开始塑人了。”从雕塑艺术漫长的宗教功用到“塑人”，不仅标志着艺术家对现实的关注，更说明了艺术家用雕塑手法来表现人、人的精神、人文精神的内在需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回来的李金发塑教育家蔡元培，塑画家黄少强……“五四”运动给中国的文化注进了新精神。这期间出现的人物塑像是艺术家借鉴西方雕塑方式，直观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开始。之后从五十年代始，留学苏联的雕塑家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式创作了大批反映新中国建设的雕塑作品。这是雕塑史上的里程碑。它告诉人们：其一，写实性、纪念性的人物雕塑以独立的艺术形式走向了公共空间；其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精神成了雕塑的重要内容；其三，雕塑是反映现实生活、歌颂英雄劳模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文革”政治因素导致新偶像运动的兴起。那种朴素的写实风被概念化、公式化的“高、大、全”模式所取代，如同宣传画一般的工农兵形象及领袖标准像盛传于大江南北。八十年代初始到处升起的科技电子符号和不锈钢大球，被冠以“黄河明珠”、“长江明珠”、“开发区大有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近年来各地文化一条街，处处出现与真人一般大小的明、清、民国人物，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拉黄包车、贴烧饼、卖糖球的……或者，下沉式广场、喷水池，搞几个西欧街头的座椅与灯柱，谓之“文化广场”。这一阶段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建设。

     综上分析，中国的城市雕塑经历了政治偶像教化阶段、科技符号化、商业腾飞化与西方思潮共存阶段。今天当是反思与重建的时候了，要防止盲目的雕塑大跃进，甚至一种模式处处推广。为此，笔者提出中国人文精神与城市雕塑的论题。主要指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有机融渗而反映民族的时代精神，它包括在塑造的理念、塑造的手法、塑造精神内涵方面所展示的中国艺术神韵以及那饱含东方智慧的根脉相系的艺术方式。这样所塑造的中国历史人物将在形与质、形与神方面成为一个由表及里的有机整体。说得更直接一点，过去我们过多地用“西法”塑造中国人，有文化上的陌生感，中国人相貌中那种浑穆、灵秀的气象是西方解剖式的理性表达所难能表现的。当然，与塑像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作品的展示要有相应的文化空间，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纪念碑式的底座加人物。这个文化空间指：一、所塑人物的身份、精神特质与雕塑手法、雕塑形式的文化同构；比如塑孔子像，用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线体结合法就比用解剖结构法更确切。二、雕塑的主体所放置的环境，在内在精神上要呼应。如将把酒临风的欧阳修置于松石、流水间；远航的郑和立于意象化的船头；手执节杖的林散之行吟于竹林小溪边……三、雕塑主体及所放置的环境与整个公共环境、建筑的协调。实现中国山水精神与自然意象在现代设计理念、现代工艺手法和现代材料中的转化。这样创造出一个自然、人文、设计等因素综合性强、底蕴深厚的现代文化空间。这个空间的根本是人与天的和谐。“人”是由中国文化、历史中自然长出来的，无论从骨相、从韵味方面都带着中国气派、中国气象。“天”不仅是自然的概念，还是文化的综合。本文前面谈到的昆明池东岸的牛郎与织女雕塑，说明了我们的先贤早已考虑到雕塑与环境的关系所表现的象征意义。有些雕塑本身很好，可环境不恰当则起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甚至出现不伦不类的尴尬。如，一个清逸的学者被耸立于喧闹都市中心的高台上；骑马的将军置于下沉广场的喷水池畔……反之，环境与雕塑关系贴切，则如鱼得水。

    此外，关于雕塑中的人文精神，不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其方式方法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表现，也体现了中国人对物质材料的顺应与征服。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雕塑本体、传统的研究并发展运用，在弘扬中国人文精神方面更有价值，这也是近百年来被我们的学院教学所忽视的。中国雕塑的精神特征是神、韵、气的统一。所谓神，应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指对象的内在精神本质；其次指作者之精神、创作时的艺术思维活动、创作时的精神专一。再次指作品所达到的境界。所谓韵，是通过线条来表达的，中国的线不为描写对象的物理物质，它是赋有诗性、神性，有着巨大的超越性。神与韵的物质化生发出气，它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可感的文化与宇宙气象，空灵宏宽，寂静飘渺，这气是超拔于形质之上的精神境界。中国雕塑的视觉特征是线体结合。中国雕塑的“体”不同于西方的体，西方的体是以生理、物理为基础的空间之体，有量、有质、有形，并强调由此而产生的张力。中国雕塑的体是形而上的，强调的是心理、意理、情理，是精神之体、真如之体、心性之体。它的出现为了证实其自身的本然存在，它像儒家本位的元素象征——大地，意蕴深厚、淳厚沉郁、静穆中和、大方醇正。    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文化心态将铸就一个悠久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渗的人文精神。我们不能误将封建文化模式和旧生活方式的表现作为“传统”弘扬，也不能片面将西方思潮及流行艺术作为“现代”而模仿。文化是生态的，它是在历史时间纵坐标和社会空间的横坐标上滋生并发展的自然现象，它反映了时代嬗变中的内在精神价值。城市雕塑方兴未艾，在多元共存、多元互补的文化格局下强调“中国人文精神”不是保守主义，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是促进现代中国艺术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人类文化生态多元发展的需要。

 （本文转自中国雕塑网，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艺委会主任吴为山教授）